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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与任质斌:红一、四方面军合作的典范
发布时间:2013/9/7 14:34:52

  抗战时期,在湖北、河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战斗着英勇的新四军五师。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就是曾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至今许多老同志还习惯地称呼他为“李师长”。对这支部队的起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还有刘少奇、朱理治、郑位三、陈少敏等,但作为李先念的得力助手,为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卓著功勋的是时任该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任质斌。李先念在晚年时几次提出,要写一篇文章,把任质斌对新四军五师和中原军区的历史贡献反映出来,并要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李先念的这个心愿,道出了他们两人之间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战友深情。


  任质斌说:“他给我的印象是,瘦瘦的,一看便知是饱经风霜、有生活阅历的人……”


  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抗战初期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所在地,当时有“小延安”之称。刘少奇当时担任中原局书记。

  1938年12月下旬,李先念来到竹沟。西路军失败后,他带领剩余的400余人艰苦跋涉,到了新疆,后回到延安。抗战爆发后,正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李先念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

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他:听说要你到一二九师去当个营长,有这个事吗?

    李先念作了肯定回答。

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了。又问:高敬亭(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这个人你认识吗?

李先念说:不仅认识,还很熟。

毛泽东说:这样吧,你到他那里去当参谋长怎么样?

李先念表示服从安排。

毛泽东改变了李先念的工作去向。

李先念与朱理治、郭述申、谭希林等,在刘少奇的带领下,离开延安,奔赴中原。在奔赴竹沟的路上,担任中原局组织部部长、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在和李先念的接触中,认为李先念明达机敏,懂军事,会打仗,自从河南省委军事部原部长彭雪枫率部东进后,河南省委缺乏熟悉军事的人,就报请刘少奇和中央,把李先念留在河南。这样,李先念未去四支队,留在竹沟担任了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开辟敌后战场,壮大人民武装,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路线方针。为贯彻这一路线方针,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带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160余人离开竹沟,顶着凛冽的寒风向豫南和鄂中挺进,创建根据地。


  任质斌,山东即墨人,1915年生。1932年参加革命,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担任过红色中华报社的秘书长,参加过长征。中央红军进入陕甘宁后,又历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秘书长兼《红色中华》报总编辑,中共陇东特委宣传部长和庆阳县委书记、镇原中心县委书记。1938年8月,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虽然和李先念同在一个学校,但并不认识。1939年5月,中央调任质斌到中原局工作。临行前,刘少奇专门找他谈话,要他与朱理治接上头,对应付困难的环境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任质斌到竹沟后,先到信阳南的四望山地区抓武装,后回竹沟,担任了豫鄂边区党委(习惯仍称河南省委)副书记。1939年9月,面对国民党日益加剧的反共活动,刘少奇果断作出应付突发事变和发展豫鄂边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部署,指示豫鄂边区党委迅速离开竹沟南下,同时,中原局也离开竹沟。10月,豫鄂边区党委书记朱理治和任质斌率豫鄂边区党委机关和一部分部队共600多人,向鄂中挺进,与先期去的李先念、陈少敏部汇合。果然不出所料,在他们离开竹沟不久,国民党顽固派便制造了“竹沟惨案”,大肆杀害和逮捕我方留守人员。1939年10月18日,四望山上的人气顿时旺盛起来。早几天到的李先念,与朱理治、任质斌,还有原来就在山上的刘子厚,终于汇合了。李先念、任质斌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从此,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任质斌后来回忆说:“在四望山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先念,他给我的印象是,瘦瘦的,一看便知是饱经风霜、有生活阅历的人,眼睛有神,看起来很英武,很精干,讲话温文尔雅,似乎还很谨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从他们初次相见,一直到1947年8月中央任命李先念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8年中,他们两人就没有分开过。无论是在与日伪顽的艰苦斗争中,还是在中原突围的生死路上,他们始终形影相随,携手并肩,同甘共苦,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李先念说:“新四军五师没有任质斌,那我遇到的困难就大多了,就不会发展那么快,那么顺利。”1940年1月上旬,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建。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刘少卿任参谋长。两个月后,朱理治奉调去延安,任质斌代理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书记兼挺进纵队政委。1941年4月,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任质斌任代理政委,后又长期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两人之间的职务关系不时有一些变化,有时任质斌有最后的决定权,但大部分时间任质斌是作为李先念的副手。师里没有其他的副职干部,他始终全力支持李先念的工作。李先念对任质斌也很尊重,充分信任,放手让他挑起政治工作的大梁。《李先念传》一书这样评价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虽然来自被敌人长期分割的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但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顾大局,讲团结,搞五湖四海,从来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任质斌的优良品质和出众才华,深为李先念赏识。凡属重大决策和行动,李先念都要同他商量;两人坦诚相处,配合默契,关系非常融洽。”他们先后带领部队东进,建立了大小悟山根据地。后又向西作战略展开,控制白兆山,挺进京山南山,发展襄(河)西,开辟天(门)西。随后又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在斗争中不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新四军五师成立后,他们和陈少敏、刘少卿等一起,领导边区的党和部队,使五师和鄂豫边区有了很大的发展。五师这支长期和其他根据地不接壤、孤悬中原敌后、处于日伪顽重重夹击中的部队,在几年时间里,由最初的几支零散小队伍,发展为拥有5万正规军和30万地方武装与民兵的大部队。他们活动到鄂豫皖湘赣5个省的51个县,形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态势,解放了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00多万人口,建立了7个专区、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成为中共7个独立大战略区之一。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嘉奖五师和鄂豫边区“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新四军军长陈毅,更是多次赞扬“李先念部”。他到延安后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的《华中六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在总结应付敌顽夹击的具体经验时,充分肯定地说:“最标本的是五师的例子。”“五师游击战锻炼极强。”抗战胜利后,新四军五师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及嵩岳军区(即河南军区)等部队,在桐柏地区会师,成立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任质斌任副政委。他们领导了中原突围,随后开创了鄂豫陕根据地,先后牵制了国民党的30多万主力部队,为林彪率部进入并开创东北,为山东解放区的顺利歼敌,以至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李先念在回忆那段历史时曾说:“质斌同志政治素养很高,能文能武。他既能领导政治和党的工作,又能指挥打仗,五师的发展离不开他。也可以说,新四军五师没有任质斌,那我遇到的困难就大多了,就不会发展那么快,那么顺利。”李先念的这番话,是对任质斌的充分肯定和赞赏。在李先念为难的时候,任质斌站出来说:这件事由我们几个人出面说话,处理这个问题鄂豫边区所处的艰难险恶的斗争环境,决定了必须实行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在这一点上,李先念和任质斌认识统一,行动一致,同破坏统一领导的不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特别是任质斌,表现出了顾大局、识大体,胸怀宽广、立场坚定的崇高品质。在豫鄂挺进纵队期间,有一个团政委在进军大小悟山时,不听指挥,在敌人强攻时,未请示报告,擅自撤走部队,致使敌人打到李先念的指挥阵地前,几乎使李先念遇险。事后,这个团政委还四处找人谈话,散布不利于团结的话,并以都是一方面军来的为幌子,找任质斌谈话,企图搞宗派小团体,受到任质斌的严厉驳斥。他不思悔改,竟然与个别人商量,要单独带部队脱离豫鄂挺进纵队。这件事情发生后,李先念感到很为难,因为这涉及两个方面军的同志间的关系。如果李先念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怕造成一方面军的同志对四方面军的误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部队的统一领导,制止分裂,任质斌主动站了出来。他找来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政治部副主任王翰商量后,对李先念说:这件事由我们几个人出面说话,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任质斌既是一方面军来的,又代理军政委员会书记和纵队政委,说话有分量。为此,任质斌两次主持召开了整顿思想作风和军事纪律的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反对不良倾向问题的专题讲话。讲话中,他不仅把那个政委的问题和盘托出,并且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会后,作出了严肃的组织处理。这件事的解决,有力地维护了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增进了团结,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及以后的五师开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加强共产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李先念后来说:“这是一个大统一。处在敌顽夹击中,只有统一才有生存、发展的可能。”在这以后的时间里,新四军五师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为了维护统一领导,李先念、任质斌把个人的名利放在一边。李先念考虑到任质斌对部队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主动向中央提出自己不兼任五师政委,由任质斌来担任。而任质斌在担任五师代理政委一年多后,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为了加强“一元化”的领导,不计较职位的高低,一切为了党的事业,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积极向中央建议“强化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再三提出自己不再担任代理政委,仍由李先念兼任政委。任质斌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表示:“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先勿将如何安排我的职位问题也一并考虑在内”,“我以最诚恳态度表明”,“只要这个问题能解决,个人的工作怎么都好”。中央同意了任质斌的意见,任命他为五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协助李先念负责军事工作。同时任命李先念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改任边区党委副书记。接到中央通知后,任质斌同边区党委其他成员一起联名致电中央,建议“中央坚持原来的决定,切勿再更改”。并说:“先念又宽大又富有民主精神,此是边区任何其他人所不及也。”任质斌表现出了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可贵的高风亮节。自此,鄂豫边区形成了以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为主的领导集体。


  李先念深情地说:“质斌是个好同志,先准备一篇文章放着……”1947年8月以后,尽管李先念与任质斌再没有在一起工作,但他们的深厚友情却始终如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先念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仍然念念不忘任质斌。任质斌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后,李先念先后三次登门看望他。对有关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区战史、革命史的编修及其他事宜,一如既往地充分信任任质斌,支持任质斌。1983年5月,李先念在听取有关同志关于湖北已确定继续编修新四军五师、鄂豫边区和中原突围三部史书的情况汇报时,明确指示:“‘三史’的编写工作,你们请示任质斌同志,我已经委托了他,他说了算。”1985年12月,任质斌致函李先念,汇报新四军五师战史修定稿的情况,提出了三条要着重掌握的原则。1986年1月,李先念复函任质斌,表示:“你讲的三条原则很好,我完全同意。”他高度赞扬任质斌的工作:“几年来,你为指导五师战史的编写工作,付出了很大精力,很细心,很辛苦。”不久,为了编写好《中原突围史》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以及《中原英烈》,李先念又向有关人员提出:“请再和质斌商量。我已经给质斌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再管一管。”1987年7月,有关部门就“三史”公开出版等问题请示李先念,他又批示:“我看可以。请任质斌同志定。”随着年事的增高,两位革命老人的战斗友情与日俱增,常常以各种方式互致问候,表达感情。1990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在接见有关同志时指示,要以他的名义写一篇文章,把任质斌在五师和中原军区的历史贡献反映出来。1991年2月,李先念又就此事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质斌是个好同志,先准备一篇文章放着,如质斌同志先于我而去,则以我的名义发表,以表悼念之情;如我先于质斌而去,则作为我对质斌同志的评价。我活着时能够看到,死了亦了却了一桩心愿!”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尚未写出,李先念便与世长辞,留下了历史的遗憾。在李先念弥留之际,任质斌和夫人胡志学守候在他的身边,两位革命战友又像回到中原战场。虽然李先念已经说不出话了,但他们的心却紧紧地联系着,他们的思绪仿佛又重现那魂牵梦绕的江淮河汉,大小悟山。


  1998年12月22日,任质斌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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